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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元豐類稿》論議五首

唐論
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,日入于亂,以至于秦,盡除前圣數千載之法。天下既攻秦而亡之,以歸于漢。漢之為漢,更二十四君,東西再有天下,垂四百年。然大抵多用秦法,其改更秦事,亦多附己意,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。有天下之志者,文帝而已。然而天下之材不足,故仁聞雖美矣,而當世之法度,亦不能放于三代。漢之亡,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。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,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,其為不足議也。代隋者唐,更十八君,垂三百年,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為君也。詘己從諫,仁心愛人,可謂有天下之志。以租庸任民,以府衛任兵,以職事任官,以材能任職,以興義任俗,以尊本任眾,賦役有定制,兵農有定業,官無虛名,職無廢事,人習于善行,離于末作,使之操于上者,要而不煩,取于下者,寡而易供,民有農之實,而兵之備存,有兵之名,而農之利在,事之分有歸,而祿之出不浮,材之品不遺,而治之體相承,其廉恥日以篤,其田野日以辟,以其法修則安且治,廢則危且亂,可謂有天下之材。行之數歲,粟米之賤,斗至數錢,居者有余蓄,行者有余資,人人自厚,幾致刑措,可謂有治天下之效。夫有天下之志,有天下之材,又有治天下之效,然而不得與先王并者,法度之行,擬之先王未備也;禮樂之具,田疇之制,庠序之教,擬之先王未備也;躬親行陣之間,戰必勝,攻必克,天下莫不以為武,而非先王之所尚也;四夷萬里,古所未及以政者,莫不服從,天下莫不以為盛,而非先王之所務也。太宗之為政于天下者,得失如此。
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湯之治,由湯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,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。有天下之志,有天下之材,又有治天下之效,然而又以其未備也,不得與先王并而稱極治之時。是則人生于文武之前者,率五百余年而一遇治世,生于文武之后者,千有余年而未遇極治之世也。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,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,如舜禹之于唐,八元八凱之于舜,伊尹之于湯,太公之于文武,率五百余年而一遇。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,雖孔子之圣、孟軻之賢而不遇,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時也,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。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,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,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。為人后議
《禮》,大宗無子,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后。為之后者,為所后服斬衰三年,而降其父母期。《禮》之所以如此者,何也?以謂人之所知者近,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;所知者遠,則知有嚴父之義。知有嚴父之義,則知尊祖;知尊祖,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,下以收族,不可以絕,故有以支子為之后者。為之后者,以受重于斯人,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。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己親之服,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后者之重也。以尊服服之,又為之降己親之服,然后以謂可以明所后者之重,而繼祖之道盡,此圣人制禮之意也。
夫所謂收族者,《記》稱與族人合食,序以昭穆,別以禮義之類。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,而嚴之如此。況如《禮》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,此天子之大宗,是為天地、宗廟、百神祭祀之主,族人萬世之所依歸,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!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,加以號位,立廟奉祀者,皆見非于古今。誠由所知者近,不能割棄私愛,節之以禮,故失所以奉承正統、尊無二上之意也。若于所后者尊服服之,又為之降己親之服,而退于己親,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,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,則為至恩大義,固已備矣。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,從所后者為屬,是未知考于《禮》也。《禮》,“為人后者,為所后者之祖父母、父母、妻、妻之父母、昆弟、昆弟之子若子”者,此其服為所后者而非為己也。為其父母期,為其昆弟大功,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,皆降本服一等者,此其服為己而非為所后者也。使于其父母,服則為己,名則為所后者,則是名與實相違,服與恩相戾矣。圣人制禮,不如是之舛也。且自古為人后者,不必皆親昆弟之子,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,則有以大功、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,有以緦麻、袒免、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。若當從所后者為屬,則亦當從所后者為服。從所后者為服,則于其父母,有宜為大功、為小功、為緦麻、為袒免、為無服者矣。而圣人制禮,皆為其父母期,使足以明所后者重而已,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。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。戴德、王肅《喪記》曰:為人后者,為其父母降一等,服齊衰期,其服之節、居倚廬、言語、飲食,與父在為母同,其異者不祥、不礻覃。雖除服,心喪三年。故至于今,著于服令,未之有改也。豈有制服之重如此,而其名遂可以絕乎!又崔凱《喪服駁》曰:本親有自然之恩,降一等,則足以明所后者為重,無緣乃絕之矣。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,而輒謂可以絕其名,是亦惑矣。且支子所以后大宗者,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。顧以尊祖之故,而不父其父,豈本其恩之所由生,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!又《禮》“適子不可為人后”者,以其傳重也,“支子可以為人后”者,以非傳重也。使傳重者后己宗,非傳重者后大宗,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。今若使為人后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,而遂變革其名,不以為父母,則非使之兩義俱安,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。夫人道之于大宗,至尊至重,不可以絕,尊尊也。人子之于父母,亦至尊至重,不可以絕,親親也。尊尊、親親,其義一也,未有可廢其一者。故為人后者,為之降其父母之服,《禮》則有之矣;為之絕其父母之名,則《禮》未之有也。
或以謂欲絕其名者,蓋惡其為二,而使之為一,所以使為人后者之道盡也。夫跡其實,則有謂之所后,有謂之所生;制其服,則有為己而非為所后者,有為所后而非為己者。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,而強使之為一也。至于名者,蓋生于實也,乃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,是亦過矣。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,而跡其實之非一,制其服之非一者,終不可以易,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。故古之圣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,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為重,親之厚者相與為輕,則以禮義而已矣。何則?使為人后者,于其所后,非己親也,而為之服斬衰三年,為其祭主,是以義引之也。于其所生,實己親也,而降服齊衰期,不得與其祭,是以禮厭之也。以義引之,則屬之疏者相與為重;以禮厭之,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,而為人后之道盡矣。然則欲為人后之道盡者,在以禮義明其內,而不在于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于外也。故《禮喪服齊衰不杖期》章曰:“為人后者為其父母服。”此見于經“為人后者于其本親稱父母”之明文也。漢蔡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,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,立廟。后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,至于稱親、稱考,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。其后魏明帝尤惡為人后者厚其本親,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,又謂后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,皆不得謂考為皇,稱妣為后。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,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。此見于前世議論為人后者于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。
又晉王坦之《喪服議》曰:罔極之重,非制教之所裁,昔日之名,非一朝之所去。此出后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。又曰:情不可奪,名不可廢,崇本敘恩,所以為降。則知為人后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,此古今之常理,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。此又見于前世議論“為人后者于其本親稱父母”之明文也。是則為人后者之親,見于經,見于前世議論,謂之父母,謂之考妣者,其大義如此,明文如此。至見于他書及史官之記,亦謂之父母,謂之考妣,謂之私考妣,謂之本親。謂之親者,則不可一二數,而以為世父、叔父者,則不特《禮》未之有,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。今欲使從所后者為屬,而變革其父母之名,此非常異義也。不從輕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,亦非常異義也。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,將何以示天下乎?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,以有父子之道,又有《六經》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。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,豈非誤哉!或謂為人后者,于其本親稱父母,則為兩統二父,其可乎?夫兩統二父者,謂加考以皇號,立廟奉祀,是不一于正統,懷貳于所后,所以著其非,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。
然則加考以皇號與《禮》及世之稱皇考者有異乎?曰: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。《禮》曰:曰考廟,曰王考廟,曰皇考廟,曰顯考廟,曰祖考廟。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。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,既非《禮》之曾祖之稱,又有尊號之文,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。至于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考廟,義出于此,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。屈原稱:“朕皇考曰伯庸。”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,稱:“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。”是又達于群下,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。以為曾祖之廟號者,于古用之;以為事考之尊稱者,于漢用之;以為父歿之通稱者,至今用之。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?曰: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,施于為人后之義,是干正統,此求之于《禮》而不可者也;達于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,施于為人后之義,非干正統,此求之于《禮》而可者也。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,其不可如何?曰:若漢哀帝之親,稱尊號曰恭皇,安帝之親,稱尊號曰孝德皇,是又求之于《禮》而不可者也。且《禮》,父為士,子為天子,祭以天子,其尸服以士服。子無爵父之義,尊父母也。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,豈獨失為人后奉祀正統、尊無二上之意哉!是以子爵父,以卑命尊,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。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,其失如此,而后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,亦可謂皆不合于《禮》矣。
夫考者,父歿之稱,然施于禮者,有朝廷典冊之文,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。若不加位號,則無典冊之文;不立廟奉祀,則無祝祭之辭,則雖正其名,豈有施于事者?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。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,以《禮》甚明也。今世議者紛紛,至于曠日累時,不知所決者,蓋由不考于《禮》,而率其私見也。故采于經,列其旨意,庶得以商榷焉。
公族議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,其別子皆為諸侯。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,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,皆有采地。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,其族人百世宗之,此之謂大宗。其別子亦各仕于其國為卿大夫,其適子兄弟宗之,五世而止,此之謂小宗。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,其別子世為諸侯。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,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,世食采地,皆傳于無窮。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,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?非特如此也。昔周公兼制天下,立七十一國,姬姓居五十三人,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,姬姓之國者四十人,其可見者,則管、蔡、成阝、霍、魯、衛、毛、聃、郜、雍、曹、滕、畢、原、酆、郇、邗、晉、應、韓、凡、蔣、邢、茅、胙、祭之屬是也。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,則周之近屬。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,則周之同姓而已。其爵命之,使傳國至于無窮,夫豈以服為斷乎?至于宗廟之數,天子七,諸侯五。而祭法,虞、夏、商、周?郊祖宗,遠或至于數十世之上,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。其推而上之,報本于祖宗,至不可為數,推而下之,廣骨肉之恩,至于無窮。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,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,其理勢次序固然也。是豈可以拘于常見,議于錙銖之內乎?故服盡而戚單者,所以節人之常情,而為大宗小宗之數,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,而為廣親親之法乎?昔武王克商,未及下車而封黃帝、唐虞之后,下車而封夏、商之后,其在異代,尚特顯之,其急如此。況受重于祖宗,推原功德之所自出,其可以天下之大,而儉于骨肉之恩,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?孟子曰:仁人之于兄弟也,親愛之而已矣。親之欲其貴也,受之欲其富也。先王推是心以及于同姓之間,故有土分之,有民分之,有寶玉分之,有寶器分之。成王、康王之言曰:“吾無專享文、武之功,是皆無所不盡其厚,未有從夫略者也。”蓋《詩》“裳裳者華”,刺時棄賢者之類,絕功臣之世,而傳欒、?、胥、原、狐、續、慶、伯,陪臣之族耳,其降在皂隸,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,況于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,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于閭巷之凡民乎?后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,而有列于朝,有賜于府,是亦親而貴之、愛而富之之意也。其名書于宗籍者,繁衍盛大,實國家慶。有司雖費,非多于天下之國七十有一,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也。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。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,衣食嫁娶使之自謀,是亦不考于古矣,何其野于禮也。以世莫能辨,故作《公族議》,使好學者得詳焉。
講官議
孔子之語教人曰:不憤悱不啟發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,則不告也。孟子之語教人曰:有答問者。荀子之語教人曰:“不問而告謂之傲,問一而告二謂之Γ。傲,非也。Γ,非也。君子如響。”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,則師之道,有問而告之者爾。世之挾書而講者,終日言,而非有問之者也,乃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,何其妄也!古之教世子之法,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,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。則示之以道者,以審喻之為淺,故不為也。況于師者,何為也哉?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。故得其行者,或不得其所以行;得其言者,或不得其所以言也。仰之而彌高,鉆之而彌堅,德如是,然后師之道盡。故天子不得而召也,諸侯不得而友也,又況得而臣之乎?此伊尹、太公、子思、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,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自忘其勢也。
世之挾書而講于禁中者,官以侍為名,則其任故可知矣。乃自以謂吾師道也,宜坐而講,以為請于上,其為說曰:“必如是,然后合于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。”夫坐而論道,謂之王公,作而行之,謂之卿大夫,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,非以是為尊師之道也。且禮于朝,王及群臣皆立,無獨坐者;于燕皆坐,無獨立者,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。昔晉平公之于亥唐,坐云則坐。曾子之侍仲尼,子曰參復坐。則坐云者,蓋師之所以命學者,未果有師道也。顧仆仆然以坐自請者也,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?故為此議以解其惑。救災議
河北地震、水災,隳城郭,壞廬舍,百姓暴露乏食。主上憂憫,下緩刑之令,遣拊循之使,恩甚厚也。然百姓患于暴露,非錢不可以立屋廬;患于乏食,非粟不可以飽,二者不易之理也。非得此二者,雖主上憂勞于上,使者旁午于下,無以救其患、塞其求也。有司建言,請發倉廩與之粟,壯者人日二升,幼者人日一升,主上不旋日而許之,賜之可謂大矣。然有司之所言,特常行之法,非審計終始,見于眾人之所未見也。今河北地震、水災所毀敗者甚眾,可謂非常之變也。遭非常之變者,亦必有非常之恩,然后可以振之。今百姓暴露乏食,已廢其業矣,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,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,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,商不復得治其貨賄,工不復得利其器用,閑民不復得轉移執事,一切棄百事,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,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,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。以中戶計之,戶為十人,壯者六人,月當受粟三石六斗,幼者四人,月當受粟一石二斗,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,難可以久行也。不久行,則百姓何以贍其后?久行之,則被水之地,既無秋成之望,非至來歲麥熟,賑之未可以罷。自今至于來歲麥熟,凡十月,一戶當受粟五十石。今被災者十余州,州以二萬戶計之,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、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,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。食之不遍,則為施不均,而民猶有無告者也;食之遍,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,何以辦此?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。至于給授之際,有淹速,有均否,有真偽,有會集之擾,有辨察之煩,厝置一差,皆足致弊。又群而處之,氣久蒸薄,必生疾癘,此皆必至之害也。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,其于屋廬構筑之費將安取哉?屋廬構筑之費既無所取,而就食于州縣,必相率而去其故居,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,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,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,必棄之而不暇顧。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,伐桑棗而去者有之,其害又可謂甚也。今秋氣已半,霜露方始,而民露處,不知所蔽,蓋流亡者亦已眾矣。如是不可止,則將空近塞之地。空近塞之地,失戰斗之民,此眾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。空近塞之地,失耕桑之民,此眾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。何則?失戰斗之民,異時有警,邊戍不可以不增爾;失耕桑之民,異時無事,邊糴不可以不貴矣。二者皆可不深念歟?萬一或出于無俚之計,有窺倉庫,盜一囊之粟、一束之帛者,彼知已負有司之禁,則必鳥駭鼠竄,竊弄鋤梃于草茅之中,以?游徼之吏,強者既囂而動,則弱者必隨而聚矣。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,有χ鼓之警,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?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,內有郊祀之將行,安得不防之于未然,銷之于未萌也!
然則為今之策,下方紙之詔,賜之以錢五十萬貫,貸之以粟一百萬石,而事足矣。何則?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。如一戶得粟十石,得錢五千,下戶常產之貲,平日未有及此者也。彼得錢以完其居,得粟以給其食,則農得修其畎畝,商得治其貨賄,工得利其器用,閑民得轉移執事,一切得復其業,而不失其常生之計,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,而勢不暇乎他為,豈不遠哉?此可謂深思遠慮,為百姓長計者也。由有司之說,則用十月之費,為粟五百萬石;由今之說,則用兩月之費,為粟一百萬石。況貸之于今而收之于后,足以賑其艱乏,而終無損于儲之實,所實費者,錢五鉅萬貫而已。此可謂深思遠慮,為公家長計者也。又無給授之弊、疾癘之憂,民不必去其故居,茍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,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,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,皆得而不失。況于全牛馬,保桑棗,其利又可謂甚也。雖寒氣方始,而無暴露之患;民安居足食,則有樂生自重之心;各復其業,則勢不暇乎他為,雖驅之不去,誘之不為盜矣。夫饑歲聚餓殍之民,而與之升合之食,無益于救災補敗之數,此常行之弊法也。
今破去常行之弊法,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,足以救其患,復其業。河北之民,聞詔令之出,必皆喜上之足賴,而自安于畎畝之中,負錢與粟而歸,與其父母妻子脫于流轉死亡之禍,則戴上之施,而懷欲報之心,豈有已哉?天下之民,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,其孰不震動感激,悅主上之義于無窮乎?如是而人和不可致、天意不可悅者,未之有也。人和洽于下,天意悅于上,然后玉輅徐動,就陽而郊;荒夷殊陬,奉幣來享;疆內安輯,里無囂聲,豈不適變于可為之時,消患于無形之內乎?此所謂審計終始,見于眾人之所未見也。不早出此,或至于一有桴鼓之警,則雖欲為之,將不及矣。
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。夫王者之富,藏之于民,有余則取,不足則與,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曰:“百姓足,君孰與不足?百姓不足,君孰與足?”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,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,自古及今,未之有也。故又曰“不患貧而患不安”,此古今之至戒也。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,有九年之畜,足以備水旱之災,然后謂之王政之成。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,以是故也。今國家倉庫之積,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,凡以為民也,雖倉無余粟,庫無余財,至于救災補敗,尚不可以已,況今倉庫之積,尚可以用,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,而立視夫民之死乎?古人有曰:“剪爪宜及膚,割發宜及體。”先王之于救災,發膚尚無所愛,況外物乎?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,災害所被十余州軍而已。他州之田,秋稼足望,今有司于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,非獨足以利農,其于增糴一百萬石易矣。斗增一二十錢,吾權一時之事,有以為之耳。以實錢給其常價,以茶Η香藥之類佐其虛估,不過捐茶Η香藥之類,為錢數鉅萬貫,而其費已足。茶Η香藥之類,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,不待議而可知者也。夫費錢五鉅萬貫,又捐茶Η香藥之類,為錢數鉅萬貫,而足以救一時之患,為天下之計,利害輕重,又非難明者也。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,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。此時事之急也,故述斯議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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